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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令人愤怒的一天。 次日清早就要火化出殡了,因此我必须在这天回家。 那天中午开始联系英才陈、级段倪两人了,询问请假事宜。那时,英才陈跟我说的的确是“家长打个电话给老师确认一下即可”,于是我转告全班同学联系家长。几个家长给老师打了电话以后,确认的同学就去要签名。当时级段办公室就马顺和文员。李说那名只能由倪签,文员说倪在行政楼开中层会议。那天新高一实验班的来校,英才陈在开他们的会。时间紧迫,我旷了一节政治课,跟几个人去行政楼,最终没敢冲进会议室。我在会议室边上打给倪,问他会几时结束,回说结束时间未知…总不能在那干等,于是我们又折返教学楼找英才陈。 那天下午啊爆从宁波赶来了,来了我校,还跟我们去了行政楼。我想说的是,连宁波的两个同学都赶来了,其中毛厕在6月15号就要期终考了,而我们在乐清的呢,还出不了学校! 回到教学楼,等陈打完电话,王培斌与其交涉。她当时说,实验班的她可以签。于是我又转告同学去找陈。之后,我请啊爆在食堂吃饭时,听说出校必须要有家长亲自来接。从早先的电话确认签单出校,到那么迟才公布的“家长陪同出校”,不是明显的在封锁我们吗?就差军队开入戒严了…… 那时两个同学的家长已在学校,也密切关注此事。我不知道她们的态度如何,反正同学与学校之间,如陈所言,矛盾正在激化。晚饭后陈都没权利签了,上级说她不能代表学校,不能签。据在校门口的人反映,当时倪在海关,落实“家长陪同出校”。那天陈也讲了,她提议把实验班放了。然而该提议未得到认同。据分析,若校方放了我们,就表示承认了责任。看来重点还是在“责任”上。那也无奈,就让校方继续否认责任吧。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管这事的。因为晚自习结束后父母会来接,学校不至于不让我出去。但身为班长,目睹同学拿不到签证的焦虑,不能不有所行动,于是就同仇敌忾了。校方对签证政策一再改口作出的解释是,他们没料到要出境的人那么多。多吗?就算多吧。这一方面可以说明,赵满的确是个优秀的学生,对于他的离去,大家都很痛心;另一方面,从心理学角度来看,当时已形成一群“乌合之众”。席勒在《乌合之众》中指出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,没有推理能力,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,变得极端、狂热,不能容忍对立意见,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让他失去自控,甚至变得肆无忌惮。不是吗?当时我显然有点“极端、狂热”。 团支书给文杰打了电话,许了一个家长带多个学生出境。那之前都有同学打电话给...